从日本家族看当今红色贵族

　　作者：信力建 | 评论(2) | 标签:时事观点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改革开放年代，各级首脑的子女堂而皇之地步入政界商界已成为趋势和时尚，原先归于毛氏一家的资产现在由不下500家红色贵族所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各层级的官员的子女乃至亲朋，享有丰厚的权力资源和资本资源，成为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大的渔利者。他们掌握了各层级的话语权，在权势和资本的互补双赢中呼风唤雨，成为社会的主导和中坚力量。尤其是在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赚取超额利润，寻求资本回报。这些由红色后代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盘踞"，而且表现在他们在话语权方面也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在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等口号得到政策保护，同时以"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为依据，上下要挟，左右逢源。那么这些红色贵族能不能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中扮演正面角色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一下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贵族的地位和作用，以为他山之石。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仿照西方国家建立了近代行政机关。根据现代宪政原理，国家行政体制应以政务和事务相分离为原则，也即在官员的产生、职务、责任以及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上各司其职，互不关联。在具体操作上，行政政务官的产生和去职主要基于国民的选举，其地位、职权和作用主要由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法律规定，他们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领导，对于决策的成败负有政治责任。 行政事务官的任职条件、地位、职权和作用等均主要基于议会通过的行政法规范，他们在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起着政务官助手的作用，对于决策的成败通常仅负法律上的和业绩上的责任；他们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依附于任何政党和政治势力，这是事务官与政务官的本质区别。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从法律制度上，日本的行政体制与上述近代行政制度的要求完全一样，但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这种独特性之一就是日本官僚体制的家族性。《日本国宪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公务员，皆为全体之服务者，并非为一部分之服务者"；第四十三条规定："两议院以代表全体国民之当选议员组织之"。然而，在政治实践中，似乎公务员和议员并不一定是全体的服务者和代表，与其他国家的政制相比，日本的政治实践中出现的政治家族及家族性似乎更为突出一些。日本官僚政治中的家族性至少体现为这样三种现象：首先，某一家族可称为传统的"官宦之家"，代有政治家或行政官员；其次，行政各部门具有派阀特点，特定组织的内部形成一种类似于家庭式的小利益集团；再次，官、吏一体或互相包容和互相关心，公权力的执掌者多数从官僚步入仕途。
　　对比而言，中国的新兴贵族跟日本政治家族来源有很大相似性，他们也主要有三大来源。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特点是，白手起家，几乎没有任何背景，一步步在激烈竞争中壮大，最后经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浸润，造就财富家族。在浙商中，茅氏商业家庭的茅理翔最初以生产打火机起家，后来其子茅忠群开始进军厨具行业，最后成为行业龙头；其女儿女婿则成为外协厂商，另起炉灶。在广东商人中，卢氏兄弟历经十多年奋斗，遂造就万和在热水器行业的国内龙头地位，成就了兄弟型的商人大家庭。而在内地，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几兄弟，也有类似创业经历，不同的是，刘氏兄弟后来分家，形成了泛商业家族。这类商人，多集中在竞争性产业领域，其从事的行业，多为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行业。这一家族虽然在经济领域呼风唤雨很有实力，但真正影响中国前途和未来的则是下面两类所谓"红色贵族"——即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最典型的为苏南商人。其特点是，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最为典型的，在中国大陆当数TCL的李东生。李本为惠州市政府委派到企业的体制内管理人员，通过增量式改革，最后获得了企业控制权，李亦成为内陆世富。而在青岛，双星总裁汪海也通过改制终于从体制内的经营者，转变为独立的商人。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因为有后台，政经通吃，所以这两类人不仅垄断了中国经济命脉，而且直接决定中国未来走向。
　　从来源而言，一般认为，日本现代官僚体制是在二战后形成的，但其渊源则可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治重建后，行政机关一般还恪守政治中立原则，国家公务员制度中正面的"一家意识"和相对自由的空气比较浓厚。但在"五五年体制"形成后，在吉田茂政府的"独夫体制"下，国家政策的意志性单一化，新兴政治派阀为推行一党一派的意志，必然要求建立一种服从于政治需要的官僚体制，也即要求行政官僚能够配合政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从而使官僚机构出现了"政治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发展到今天，逐步形成了官僚制度家族化的上述三种表现。
　　而中国的红色家族则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就前者而言，传统文化中"亲人社会"具有强大的内聚力。这首先在于，它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而血缘关系一经形成就无法改变。举凡其他任何社会都可以改变。如中国民间所说"遇险是救母亲还是救妻子？"相当多数的人选择救母亲，因为母亲是唯一的，妻子则可以不是唯一的。所以，由血缘关系构成的血缘共同体是最牢固的，"血浓于水"。中国民间因此流传"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其次，它是利益共同体。"亲人社会"不仅"骨肉相亲"、"血肉相连"，而且利益悠关。由于财产的家族占有制，有利益可以共享，有难处可以互帮。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家庭是个体生命飘泊的港湾。当家庭与家族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发生冲突时，最可靠的保护是家庭和家族共同体。再次，它是信任共同体。在生活世界里，人们必然会发生各种交往。交往中就会存在信任关系，信任就可以交往、交心。而在信任对象中，亲人是最容易，也是最值得信任的。因为他们自小长期相处，相互了解，更重要的是还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和利益关系作为支撑。因此，亲人是天然可以信任的"自家人"，其他人则还需要因为熟悉才能信任，其交往获得的信任成本大大高于"亲人"，随时都面临背叛的风险。因此，家族"亲人社会"的内聚力与排他性是相辅相成的。内聚力恰恰是建立在排他性基础上的。只有排他，才能保持内聚。就后者而言，则因为在红色文化中有诸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贫农打江山贫农坐江山"的观念作用，在中国由政治一元国家转型为经济多元国家过程中，那些有着红色血统和行政资源的红色后代自然在这场新时期利益分肥运动中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赚取超额利润，寻求资本回报，成为拥有政治背景的经济巨鳄。
　　事实上，二战前的日本官僚制度，从观念上说，建立在"家族国家观"的基础之上。日本民族自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皇是日本民族大家庭的家长；对于家长，人们不能对他的权威有任何怀疑，只能绝对服从。这种神国论的表现，如英国人费尔墨所观察的，人们对天皇的服从，实际上可以从日本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盲从而得到说明；与西方国家中世纪的"家族国家"建立在国王有一些英雄祖先不同，日本天皇家族的源流并不可考，日本人对天皇的服从，完全是对"现人神"地位的服从。也就是说，在服从权威上，明治时代的日本官吏是不会去问一个"为什么"的。这一点，在中国红色贵族形成过程中也照样存在，只不过表现为更为粗俗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势利街头哲学而已。
　　这种家族官僚制的弊端，是一目了然的：主要它对国家决策产生不利影响的各种表现。官僚的家族性本身并不一定构成一种弊害，通常要与决策过程或公权力行使过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看到它的负面表现。至于家族性导致的腐败和对互相错误的包庇、遮掩等，则不是它的主要表现。一般认为官僚制在决策和权力方面产生结构性弊病的症结在于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
　　于是，我们看到，在日本官僚与国会、政府的家族式关系模式下，国家政策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与中国十分类似。中国政府构造的特点是官、吏不分，党与政不分。譬如，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年轻时进入政府机关，从基层做起，如果升职到了县、市、省或中央行政机关的领导（包括正职和副职），就成了所谓的政务官了；当他到了一定年纪或任职期满（按宪法规定，行政首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10年），如果还有工作能力，就会经过选举，进入人大担当常委会委员以上的职务；贯穿这个人成功渡过公职一生的主线，是他能正确理解和执行共产党的政策方针。中国目前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腐败等等现象，都与这种议、官、吏一家的制度有关，也与一党长期执政所带来的惰性有关。
　　然而，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日本家族和中国红色贵族的最大区别没那就是：尽管日本家族官僚制从九十年代初显现出一些类似的弊病，但与中国官僚体制下的弊病相比仍是小巫。区别就在于日本政治制度整体上的民主程度比较高，任何政治决策与执行不能全然摆脱民意的制约。而中国红色贵族则不具备这样的约束机制——这或许是中国红色贵族最令人担心的地方。
　　因此，我们不妨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新兴的红色贵族要存在并且以比较正面的形象示人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民主宪政的框架下扮演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主要角色——舍此，则不仅不能得到社会认同，就是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也还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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